企业家们总喜欢抱怨官僚主义所造成的障碍和延误。他们说政府官员效率迟缓、装模作样、墨守成规，就等着在4：55分准时打卡下班。

但在一项针对全球创业活动的研究中，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拉斐尔·阿密特（Raffi Amit）以及马洛·吉兰（Mauro Guillen）发现，一个简单的官僚性创新如果实施到位的话，可以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创业水平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创造了企业电子商务注册的国家比那些使用传统纸张进行注册的国家拥有更高层次的新型企业结构。就连一个国家宣布计划要建立网络日志也会引起企业注册量的上升。

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变化就能起到如此不同凡响的效果呢？“这代表了繁文缛节的不复存在”，创业学专家、高尔根创业管理项目（Goergen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Program）的学术总监阿密特说，“繁文缛节是创业活动的一大障碍。在一些地方，注册一家新的公司需要花上三个月的时间，而在网上注册则只要10分钟。电子注册省去了所有的中介和需要支付的贿赂款。

换句话说，官僚主义者是一个妨碍——至少在他们开始运行服务器之前是一个妨碍。

阿密特和吉兰与世界银行的两名职员里奥纳·克拉波（Leora Klapper）和朱安·曼纽尔·奎萨达（Juan Manuel Quesada）合作，收集了世界各地共84个国家的数据。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估量出各国的创业水平，并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创业水平要比发展中国家的高。他们用一篇题为“各国的创业活动以及公司建立”（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Foundation Across Countries）的论文对此做出了总结。

从著名的创业研究学之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开始，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已经了解到，创业对于振兴经济来说起着很大的作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创业者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驱动。但是在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有更多的创业者方面却并不容易。解开这个谜团将可能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

“世界银行的人对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相信减少贫困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鼓励创业”，约瑟夫·H·劳德管理和国际研究中心（Joseph H. Lauder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任吉兰说，“世界上的富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做了许多尝试来促进发展。他们主要是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进行投资，但多数都失败了。”于是他们希望在渔场投资失败的地方，鼓励创业的行为能够获得成功。

世界各地创业率的差异是很明显的。阿密特、吉兰和其他论文合著者说，一个极端是，亚洲的创业率为0.16%，而在其它的工业国家则为6.42%。更为严重的是，发达国家新兴业务持续进入经济领域的速率比发展中国家的快得多。工业国家每年的平均市场进入率超过10%，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市场进入率则为 7%到8.5%。

不仅仅是公共数据库

随着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的挖掘，他们发现商人们所厌恶的官僚障碍对这些区域性差异做出了解释。“创业所需的手续越少，注册公司的数量就会越多，市场进入率则越高。”他们写道，“创业的成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与商业密度以及市场进入率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在创业成本高的地方——包括时间和金钱 ——新企业就很少。电子注册帮助解决了这些头痛的问题。

在许多国家，注册起到的并不仅仅是公共数据库的作用，它们还与创业相关的政策有着联系。“商业注册首先确保了业务操作的透明度，使其控制在法律约束的范围之内。”学者们写道，“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保证在增加透明度的同时，有一个稳定、合法的商业环境。”商业注册的信息还能通过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大量关于就业以及经济部门优劣势的数据，帮助经济政策的制定。当然，它使政府向企业征税也更为方便。

电子注册所带来的情况改善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危地马拉、斯里兰卡和约旦在使用了电子系统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新企业的注册量就增加了20%多。学者们写道，“在约旦和危地马拉进行改革之前，新企业数量就开始增加了。通常在这些现代化计划公布实施的四年之前数量就开始增加了”。

但人们对于此项研究也有一些批评，那就是电子注册并不能真正使创业水平提高，它仅仅是把商业活动从非正规机构（有时被称为地下经济）转向了正规机构。（一旦注册易于操作，那么非正规机构也跃跃欲试了）。阿密特和吉兰反驳道，带有此种偏见的人并没有了解到电子注册的真正意义所在。如果一国政府能够通过减少繁文缛节来鼓励现有的企业进行注册，那么其创业生态体系还是得到了改善。况且一个更加良好的环境很有可能会促成更多企业的创建。

虽然该项研究把很大注意力放在了企业注册上，但它同时也对其它创业的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进行了研究。

作者们发现，腐败同繁文缛节一样会影响到企业的创建。在政府腐败的国家里，贿赂成为了创业的隐性税收。“在腐败国家，政府中所有人都想获取不正当收入。”阿密特说道，“如果谁不对政府官员行贿的话，他的业务就没办法开展。”

经常伴随腐败出现的政治动荡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阿密特、吉兰和他们的论文合著者举了秘鲁的例子，秘鲁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经历政治动荡。吉兰提到，“我们发现，企业的注册量对于政治动荡惊人地敏感”。在政治动荡的那几年，比如1999年时任总统阿尔韦托Ÿ藤森（Alberto Fujimori）想要推翻旧的体系进行第三次连任的时候，公司创建的数量就减少了。但是在政治稳定的年代，比如2001年秘鲁选出新总统的时候，数量就增加了。

“像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的其它几个国家一样，秘鲁还没有确定其想要的政治体制。”他补充道，“秘鲁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政治是非常开放透明的，但突然之间，政府就腐败了。这点可以从数据中反映出来。在时间相对较短，时间滞差也较小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这一点。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领导者是谁以及他们引入了什么样的政策。”吉兰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好的管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秘鲁的例子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服务业VS零售业

尽管阿密特、吉兰以及其他合著者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国家有着许多共同的主题，但他们也观察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创业者所创办的公司种类有所差异。在工业化国家，服务型企业在新兴企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发展中国家，批发和零售贸易机构才是主导。

阿密特记录下了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的差异。几十年以来，发达经济已经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因此在美国和欧洲这样的地方，你会看到创业者正被日益增长的服务性机构所吸引。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也没有落后，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其制造业的全盛时期，但是在其它一些领域要创业还是面临着一些障碍。再比如，在非洲的许多地方，自然资源行业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通常都是由政府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人员控制着这些自然资源，限制了创业者利用非洲丰富资源创业的机会。

阿密特和吉兰指出，他们努力与世界银行合作来评估世界各地的创业情况，这需要几年的时间，这篇论文仅仅是第一步。在他们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时候，希望把更多的指标融入他们对于国家创业环境的评估中去。比如说，阿密特从他在世界各地接触到的情况中了解到，人们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文化虽然很难量化，但对于增加人们创业的意愿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些亚洲国家说“我们要创业”，但同时又说“如果失败就死定了”。我在韩国待过两周，那里妨碍创业活动进行的最大障碍就是社会对于失败的恐惧。在美国和加拿大，你为成功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尝试是会得到回报的，关键是你能从中学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