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2007年，《读书》人事变动的消息是《新京报》率先报道的，为这条快了一步的新闻，记者张弘遭遇了网上的攻击和指责，几乎被迫辞职，好在不久就证明他的新闻是真实的。一本思想文化类杂志，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竟然造成一场新闻风波，酿成一次不大不小的茶杯里的风暴，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我深信，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要追问《读书》何以成新闻事件，原因不光是在《读书》这本小小的杂志，而是我们的言论环境，我们面临的时代，以及不同的思想冲突。我很讨厌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简单逻辑，讨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但是，《读书》事件的发生确实关乎价值之争，这后面还有许多眼下不便说明白、也没有机会说明白的因素，当然决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阴谋”夺印论。

    无论如何，《读书》的好时光已经飘逝，不仅是《读书》，一个杂志站在时代的前面，开风气之先，领导潮流，一言而为天下法的时代，恐怕都已过去了，也许世上不会再有《时务报》、《新民丛报》，不会再有《新青年》、《观察》，不会再有穿越了整个1980年代的《读书》，今日之《读书》已非昨日之《读书》。这不是因为今天的人文章写得不好，也不是今天的人不会编刊物，而是大的时代环境变了，一切都变了。

    从19世纪末一直以来，在我们这片大地上，在一些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有一本杂志以其品格、思想和关怀，参与那个时代，见证那个时代，并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那个时代。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余响，我经常讲，从1993到1996年，如果要给中国找一本思想文化方面的标志性杂志，一定是钟沛璋先生主编的《东方》，从1997年到1999年2月，我们曾有过一本《方法》，接下来，1999年到2001年属于周实先生主编的《书屋》，三本杂志，如同一个链条，构成了那个时段中国精神史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的影响面虽不能和1980年代倡导“读书无禁区”的《读书》相提并论，但它们同样没有辜负自己遭遇的时代。多少年后，史学家要研究这段国史，这几本杂志仍然是不可回避的基本史料，更何况，其中隐含的思想星火，在一个特定年代里曾激动过、启迪过、温暖过多少莘莘学子、知识青年。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也不可能有统计数字，但对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这些杂志本身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符号，一个杂志能做到这一步，不管结局如何，都足以感到欣慰。

    回到《读书》事件，将《读书》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审视，也许同样会有很多的分歧和争议。由于1980年代形成的惯性，从受众面来看，《读书》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读书》可能还陷于过去的光荣与梦想中。饱受批评和非议的《读书》前任主编曾辩护说，他们发表的文章、讨论的问题，都要比80年代深入，而且广阔，他们对现实的问题同样非常关心，而不是回避。确实，80年代的《读书》文学倾向很浓，文字浅显，卑之无甚高论，阐扬的不过常识、常理、常情。最近 10来年，《读书》转向学术，引入了许多社会科学的专业视角，文字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高滔，即便是面向现实的讨论，大多数文章也总是隔了一层，与普通中国人当下的日常关怀愈行愈远，其中最关键不在于是否关注了现实，而是怎么关注的，特别是怎么引导的，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之上的。我个人感受最深的一点，这10年《读书》也不能说没有好作者、好文章，但整个的编辑方向有强烈的倾向性，很多文章都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不是把自己放置其中的，在讨论现实时，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摘出来的，游离于土地之上，概括地说，就是失去了与这块土地血脉相连的感觉，不再和普通中国人共命运，变成了高级文人的思想游戏、学术游戏和文字游戏。或许，这种转变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有许多普通读书人对《读书》怀有一种情结，老是带着80年代的感情看《读书》，认为《读书》是和普通读者的命运相关的，等到《读书》变脸，变得“读不懂”时，难免会有怨言，会发出不满的声音。

    一切都已过去，《读书》将来会怎样？我想什么人都难下结论，去年7月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读书〉还能走多远？》，作为80年代订阅《读书》的老读者，我诚然怀有内心的期待，但这不是《读书》换一个主编就能解决的。我想，最好的心态就是顺其自然，静观其变，毕竟现在已是互联网的时代，一本杂志不再那么重要。(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