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电脑上写作新闻,然后印在报纸上传播,都是一件轻易想不明白的东西.就像把东西在汽车上拿下后,放在马背上慢慢驮送。

2004年，关于报纸是否死亡了的争论最早发起时并不在欧美的新闻界，而是华尔街。资本先瞻性地预见到了，报纸稳定的收益曲线突然掉头向下。报纸死亡了吗？这样的命题提出的时候，工业革命已经在西方终结了。

蒸汽机将产品以物理速度快速运输的时候，它也将信息以蒸汽机速度传播。在100年前的传播语境中，大规模的传播速度是可以测试出来的，火车有多快，新闻的传播就有多快。那时，区欧洲的西海岸、中国的东南沿海、日本的东海岸，包括全世界每一个靠近海洋的工业起源地，把新闻分布在纸上，用蒸汽机送出去，这一套传播系统，正是100年前和谐的传播环境。

今天对于这样的新闻纸的焦虑，除了华尔街的分析员外，是报纸的从业者自己对于速度的失望。知识传播者的焦虑总是要怪罪于速度之憾。加速度的传播使那些抱着大规模传播的野心然而在速度上又力不从心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是，在一百年前的那样的工业时代，景象是多么的美妙。一张《泰晤士报》就可以有数百万的发行量，成为一个国家的视觉中心。

确实，现在不得不从速度上重新对于媒介作出划分：报纸是不折不扣的工业革命的符号，并且是工业文明的载体之一。

给出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坐标来观看，下面所有的意象都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工业革命、机械、蒸汽、印刷、报纸、阅读文化、产业工人……这一系列构成的图景在100多年前的欧洲、北美与东亚发达地区，都像一幅图景一样展开。工业革命治下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缔造的工业文明，像一个闭合的系统一样，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和谐图景。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在报纸的信息速度下，分别书写了自己在上上一个世纪末和上个世纪初的历史。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工业人需要创造他们的功能性社会。但最初的这些工业人的塑造则是报纸治下的社会一点一点重塑而成。

今天的英国北部工业区，无论是利物浦还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工业革命的烟囱已经停止了呼吸，马克思笔下那个残酷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重新用艺术、旅游、服务业这样的东西来抚平过去的记忆。但是，150年前的英格兰北部，成为英国的世界工厂时，报纸的传播使它成为一个步调统一的超级大机器。

在英国的伦敦地区，这里是工业革命的指挥中心，它以信息为弹药，以报纸为炮管，打败了封闭的市场，从荷兰手中夺过了欧洲工业与商业的话语权。这样一个指挥中心里，伦敦的舰队街是那个时代感的社会大脑。

甚至在30年前，这里还是报社林立，在工业革命的后期，舰队街的纸和笔改选了这个国家的市场完整性，确定了这个国家的信息传播步伐，确定了这个国家的国民信息消费方式。那时的舰队街就像今天的华尔街一样，是社会话语权的中心。

今天倒过头去想像报纸的当时的生存语境，就像倒过头去想为什么侏罗纪是恐龙更自由生活的时代一样。20 世纪初前后的那些年代，报纸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媒的身份亮相。它开始悄悄地涵化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社会。报纸信息的传播范围有多远，人的迁徙范围就因此而划定界限。

虽然那时还不是完全的大众社会，但是信息的开放为识字者提供了思考的权力。翻阅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报纸传播史的一个小小缩影的话，下面的叙述总是在证明我们前面讲述的，为什么工业革命中，蒸汽与报纸的都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体制内精英，发起的洋务运动中，通常的手法是造船开矿通商，办报以启迪民智。

报纸在启迪“民智”时，已经为后来电视开发出大众这样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埋下了伏笔。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语境下，启迪民智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在一个精英控制下的社会里，它需要制造一个非口语文化的传播。

书籍时代的思想传播开始让位于报纸时代的新闻传播，这是那时一个伟大的转变，它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更核心的表现是传播速度。“书到手的时间总是太晚“，在二十世纪时，阅读者对于信息速度的渴求，直到1980年代初仍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1980年代初的纯文学刊物动不动就一百万的发行量，是以书的形式来传递社会信息。

文学批评家们确实不认同传媒研究者的上述观点。但是，青年们在书中寻找到社会信息的渴求，是一种对于信息速度的渴求。这样的抽象的表述需要一个比喻才能幻化：在一个封闭的乡村社会里，父母们在太阳落山后就可以早早地休息，孩子们却总是在夜色下迟迟不肯入睡，青年人喜欢在街上或村头行走，这都是捕捉信息的冲动。

20世纪初的社会，报纸是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这就好像在宣告说，新闻编辑取代作家成了这个社会思考的大脑。麦克卢汉在1964年已经发现了这个伟大的转变。在欧洲成熟的文化中，一个EDITOR受到的社会尊重就像1980年代一个作家在中国受到的尊重一样。

社会把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报纸的编辑之后，给他们以极大的社会权利。这种以新闻自由名义获取的权力，这样的权力着实建立在古典时代的知识分子用“把关人”来给自己加以勉励。《泰晤士报》之于英国也好，《大公报》之于中国也好，《朝日新闻》之于日本也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也好，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工的语境下，编辑外包了社会思考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报纸是工业时代的符号，那么社论就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符号。编辑用社论终结了作家的评论。中国的民国新闻史中《申报》、《晨报》这样的新闻媒体中，作家的笔政力量在当时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再往后这样的时代便结束了。编辑取代了作家。今天，很少再有中国的作家，像一名编辑一样总是围绕社会热点发表评论，作家在信息传播中已经边缘化。

这种知识的分工是报纸一手促成的。在欧洲，它在一开始，就将一批知识分子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参与知识的社会分工，成为自己的重要传播武器。

100年前的报纸欧美新闻史中，铁路与纸是一对不可分开的弟兄；就像100年后，互联网与视频是一对不可分开的兄弟一样。铁路帮助报纸在确实欧美社会的早期结构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互联网在今天又帮助图像这样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立下了功劳，信息的快速，使图像的信息载何正在慢慢地超越文字。统计一下你每周看到的图片、图像，换算成时间，就可以算出来，我们今天生活中，什么媒体与内容在统治人的思考。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铁路网，也是一张报纸的渠道网。舰队街的隆隆机器声中，印刷出来的新鲜报纸，通过铁路，在一个小小的岛国，快速分送到坎特伯雷、康沃尔、威尔士，向北送到、曼彻斯特、利物浦、哥拉斯哥，然后向英格兰。在一天的传播时间中，报纸可以在当日实现一次全系统的传播，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它在一天内就能实现一次信息在民众中的大循环。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惊人地仿制了它的这一系统，并且在这样的铁路网上，快速地运输报纸和它所附载的信息。报纸与铁路这样媒体实现在杂交后，对于日本社会改造和英国几乎可以用同样的参数来衡量。

工业革命的扩张的动力就是新闻纸附带的思想与信息的动力。《泰晤士报》在更早的时候，一个头条可以让一个欧洲小国发生一次政治震动，生动地为我们举例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力量与机械硬力量在那样一个时代的影响力。今天，《纽约时报》的影响力虽然在减小，《时代》杂志的影响力更小，但他们同样，通过飞机的更快传播，为全球政治设置议程。

今天，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互联网治下的社会，如果寻找到一位大名鼎鼎的报业大佬，已经不可能了。即使默多克，也是因为20世纪福克斯、福克斯电视、MY SPACE这样的电子媒体而不是《太阳报》、《泰晤士报》而成为大佬的。

但北岩爵士（NORTHERN CLIFF）却是这样一个人。在报纸为大众媒体的统治性时代，北岩因为报纸而成为一个英国历史人物。探索是因为还没有看清一个事物的全部真相，北岩在20世纪初对于报业经营与报纸功能的探索
，像一个断层中的化石一样告诉我们，那时，报纸的能量像岩浆一样。北岩就像1980年代初的比尔·盖茨一样，在探索自己一手创造的新东西。他一手创造的《每日邮报》至今还在坚持当年的传统，并成为英国报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北岩也因为对于报纸传播的先进理念的掌握，使他在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了一个宣传家。拉斯韦尔在写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时，对于北岩的宣传术做过仔细的研究，这样东西今天已经成为了显学。如果对照罗森斯代尔在2003年帮助美国设计“植入式”采访技巧以对付互联网传播的做法，两个人就像两个字母一样，拼写的形式就代表了价值观：北岩代表了报纸时代，罗森斯代尔代表了互联网时代。

今天，面对GOOGLE和 FACEBOOK这样公司，微软的生意都已经不是探索了，何况乎报纸。但1900年代前后的报业就像IBM控制电脑时代人们关于信息的全部想像一样。强大到足以让人敬畏的地步。

北岩的报纸王国对于100年前的英国国民精神涵化，就像比尔·盖茨参与贡献的电脑与软件使用对于美国国民的涵化一样，都是有特定历史时斯的特征的。而这两个人物所代表的媒介，却已经相隔了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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