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本月27日退休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英国BBC电视节目访问时表示，他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子女。

　　对此消息，公众想必不会过于吃惊。近年来，比尔·盖茨的工作重心已逐渐转向慈善事业。盖茨此番决定，大有将慈善进行到底的勇气，中国公众读到这条新闻，自然会把它联想到中国企业家身上，毕竟，这种事情在当下仍太过稀缺。

　　中国的企业家的慈善常遭公众诟病，毋庸讳言，这里有体制性因素，比如西方国家大多在税收制度上为富人的慈善行为大开绿灯。但除去这些具体制度上的设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富人难以放手从事慈善业。

　　相比于西方人，中国人更重视血缘关系的传承。孔子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至少意味着，人生在世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把自己的功业传给骨肉至亲。换句话说，我们是把永生的希望寄托于血缘的一脉相传，因而我们才会如此迫切地追求“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梦想。就以领养为例，西方人一般不太会介意自己的子女是领养来的，有时，他们甚至热衷于领养与自己种族不同的孩子，比如西方的某些明星就领养有东方血统的孩子，且不止一个。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般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会领养孩子，而且领养之后，总要竭力掩盖这一事实。因为我们更看重所谓的嫡传正宗血缘关系。

　　也许这一差异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有一定关系。在基督教看来，孩子只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而非父母的私物，当父母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之后，就该及时放手。在此意义上，拥有孩子的乐趣z主要在于抚育的过程之中，而非为了香火的传递，或日后子女对养育之恩的回报。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曾经规定，神职人员不得结婚，以便一心侍奉上帝。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规定，西方社会对于独身现象早已见怪不怪，在他们看来，当一个男人选择以事业为重时，他甚至会放弃婚姻。这就是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大多是独身的原因，随手拈来，如康德、牛顿、笛卡尔、休谟、斯密等人，不胜其数，这些思想史上的伟人都没有留下自己的骨肉，但他们却英名永存。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差别，导致中西方民族的财富观大不相同。对于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西方人来说，人生在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为社会尽责尽力，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子女谋利。或者说，一个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要远远超过家庭义务。但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却尤为看重个人对于家庭应尽的义务，由于孩子身上流淌着的是自己的骨血，因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说到底，血总是浓于水，一笔写不出两个同样的姓氏。这些都是我们的常用语，而其中的文化含意值得深思。

　　其实，回报社会和回报后代都是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令历史记住我们的方式。但细加深究，哪一种方式更可靠呢？且不说家族之中难免会有败家子，正如中国古训所言，富不过三代，而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当然不可能走向毁灭，就此而言，回报社会似乎更为可靠。

　　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一些巨富，在巨额捐款的时候，往往以父母的名字命名基金会和捐建的图书馆、教学楼。这是一种回馈社会和光宗耀祖、泽被后世相结合的善举。显然，中国人的血缘亲情观念不会改变，但是善举、回馈社会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变得多元。比如汶川地震之后，上海退休教师沈翠英自愿把自己的一套房产捐赠给四川地震灾区，以在都江堰市建造一所能抵抗强震的学校。说起这套房产，她原本是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打算留给自己孙辈的。然而，地震后她却改变了主意，理由极为朴实，留给灾区的孩子，她将被更多的学生视为奶奶。

　　沈翠英不是企业家，但我们相信中国式的富人回馈社会的模式一定会向前发展。